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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們的聲音:戰爭無法贏得和平(1)

  埃特加·凱雷特 1967年出生於以色列特拉維夫市,他是以色列文學及影視作品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摩司·奧茲 1939年出生,當今以色列文壇最傑出作家,也是最富有國際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大衛·格羅斯曼 當代最重要的以色列作家之一,著名的和平主義者。1954年出生於耶路撒冷,他的次子烏里,於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戰爭停火前夕,在前線陣亡。   7月8日,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起軍事行動,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這個長期為民族衝突、戰爭所困擾的苦難之地,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毫無疑問,戰爭是所有在以色列寫作的人都無法迴避的主題——不論是以色列的猶太裔作家還是巴勒斯坦穆斯林作家。戰爭爆發後,阿摩司·奧茲、大衛·格羅斯曼等著名以色列作家都迅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還為西方主流媒體撰寫時評,以期獲得更大的國際影響。   埃特加·凱雷特   以色列正在開展兩場戰爭   過去一周,我越來越頻繁地看到和聽到“讓以色列國防軍贏”這個口號。它被髮表在社交媒體上,被噴在牆上,被當作口號喊出來。當然,這句口號不是針對哈馬斯和國際社會——它是說給以色列人聽的,它包含著過去十二年裡指導以色列的那種扭曲的世界觀。   它包含的第一個錯誤論斷是,有一些以色列人在阻止軍隊取勝。這些假定的“破壞者”可以是我,我的鄰居,或是任何質疑這次戰爭的前提與目標的人。據說,正是這些膽敢對政府的行動提出質詢或表達擔憂的人,這些試圖用煩人的社論文章和呼喚人道主義及同情的失敗主義論調來捆住軍隊手腳的怪胎們,是唯一妨礙以色列國防軍獲得完美勝利的力量。   這一口號包含的第二個觀點要危險得多,它的意思是以色列國防軍事實上能夠贏。“我們已經準備好迎接這些無休止的導彈”,許多以色列南部的人不斷地在新聞上說,“只要我們能終止這一切,一勞永逸地終止這一切。”   12年來,五次軍事行動(四次發生於加沙),我們還在使用這個令人費解的口號。在每一次行動中,右翼政客與軍事評論員都會指出“這一次我們必須要全力以赴,一戰到底,直到終點。”看到他們在電視上發表這些言論時,我不禁自問:他們為之奮鬥的終點到底是什麼?以色列的軍隊可以贏得戰鬥,但以色列人想要的和平與安寧卻只能通過政治上的妥協來實現。   有時你會感覺以色列正在開展兩場戰爭。一方面,軍隊正在打擊哈馬斯。另一方面,將其阿拉伯同事稱為“恐怖主義者”的政府官員及在社交網絡上威脅和平主義者的惡棍則正在迫害“內部敵人”:任何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毫無疑問哈馬斯對於我們及我們的孩子構成了安全威脅,但難道喜劇演員Orna Banai,歌手Achinoam Nini,還有我的妻子、電影導演Shira Geffen也是威脅嗎?只是因為他們公開表達了對傷亡巴勒斯坦兒童的悲痛,他們全都受到了充滿惡意與仇恨的鞭撻。這些針對他們的極端性攻擊難道也構成關乎我們生死存亡的抵抗嗎?還是說它們僅僅是一陣仇恨與狂怒的爆發?   (摘自7月25日《紐約客》)   阿摩司·奧茲   以色列的“雙輸”處境   我想首先提出兩個問題:第一,要是你的對街鄰居在陽臺上坐下來,把他的小孩抱在腿上然後朝你的嬰兒房開槍,你會怎麼做?第二,要是你的鄰居為了劫持你的家人,從他的嬰兒房裡挖了一條地道直通你的嬰兒房,你會怎麼做?   或許你要問,兩者之間的界限在哪裡?我的回答是,界限是摧毀哈馬斯的地道,嚴格遵循只打擊哈馬斯目標而非其他目標的原則。但這裡又存在一個問題。那些地道系統錯綜複雜的,並且很難找,它們都藏在公共和私人建築物中——這意味著難免會有平民傷亡。   你或許要問,那個“將孩子抱在腿上”的比喻真的合適嗎?加沙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地區,而哈馬斯的駐地無疑也有平民區……是的,這就是哈馬斯的策略。所以說以色列面臨著一個“雙輸”處境。對哈馬斯來說,不僅以色列的人員傷亡越多越好,而且巴勒斯坦平民的傷亡也是越多越好。   你若問我這一次的地面行動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我想我必須說有些時候是過分了。但我必須重申,和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我希望這次打擊行動繼續下去,直到摧毀哈馬斯的地道和導彈的目標完成為止。如果不這麼做,我們還有什麼選擇?   我的建議是和馬哈茂德·阿巴斯接觸並接受他的條件——兩個國家的解決方案、以色列與西岸和平共存:在耶路撒冷設立兩個首都,一個雙方都同意的領土邊界修訂計劃,將大多數猶太人定居點從西岸撤出。我想當西岸的人開始生活在繁榮與自由中時,加沙人遲早會對哈馬斯做出當年羅馬尼亞人對齊奧塞斯庫做的事。   我相信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不相愛,但儘管咬牙切齒,他們會接受以色列的猶太人不會搬走這一點,就像大部分以色列人,會接受巴勒斯坦人也是哪兒都不去這一點一樣。這不是什麼蜜月,但可能會像捷克與斯洛伐克當年一樣,是友好的離婚。   (摘自7月30日《德國之聲》對奧茲的採訪)   大衛·格羅斯曼   以色列人依然無法自由呼吸   隨著戰爭的演化,問題不在於套子中每天發生的恐怖事件,問題在於:我們怎麼竟然在這個套子里困了一個世紀?對於我來說,這才是在最近一輪流血戰爭中要追問的關鍵問題。   既然我無法追問哈馬斯,我能追問的只有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我要問總理內塔尼亞胡和他的前任們:自上一次衝突以來,你們何以浪費了這麼多年,沒有開啟對話、甚至沒有表示出一丁點與哈馬斯對話的意願,沒有做出任何改變我們殘酷現實的努力?在過去的幾年中,以色列為什麼拒絕和巴勒斯坦人當中更溫和、更願意對話的那部分人開啟談判?換言之:為什麼以色列政府幾十年來都無法跳出套子來思考呢?   我不知道此刻巴勒斯坦人(包括加沙人)到底是怎麼想的。但我確有一種感覺:以色列在成長。悲傷地、痛苦地、咬牙切齒地,但確實在成熟——或者說,被迫成熟。儘管頭昏腦熱的政客和政治評論員還在發表好戰言論,儘管右翼暴徒還在對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發起暴力攻擊,但以色列的大多數民眾卻正在變得清醒。   左翼日漸認識到對以色列的潛在仇恨——不僅因為占領而起——還有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仇恨。我同時希望右翼那一方,能認識到軍事力量的局限性,認識到即便是像以色列這樣強大的國家也不能為所欲為,認識到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不存在直截了當的勝利,認識到戰爭中只有失敗者。巴勒斯坦人的苦痛是戰爭無法解決的,只要加沙人所感受到的那種窒息感一天不解除,我們以色列人也無法自由呼吸。   (摘自7月27日《紐約時報》)   (下轉B05版)  (原標題:作家們的聲音:戰爭無法贏得和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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